阴阳之术，使人拘而多所畏；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（倪：《周易》中，最主要的是阴阳之术，强调一个“时”，一个“顺”，要顺时而动。）
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；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易也。（倪：儒家的名堂太繁杂，礼教太多，但强调秩序，则万古不易。）
墨者俭而难遵，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（倪：墨家很刻苦，很简朴，象苦行僧，难做到，但他的勤奋、自强、节用，还是可取的。
法家严而少恩；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（倪：法家坚持原则，搞法治，当然可取，但一点也不讲人情，肯定也行不通。）
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；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
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赡足万物。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（倪：可见司马谈对道家评价最高，认为道家吸取和综合了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的优长，最为可取。）
他又进一步评论和发挥：
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故“使人拘而多畏”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，故曰“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”。
夫儒者以六为法。六经（倪：即易经、尚书、诗经、礼经、乐经、春秋。这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排列顺序。）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“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
墨者亦尚尧舜道，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其送死，桐棺三寸，举音不尽其哀。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故曰“俭而难遵”。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给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长弗能废也。
法家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长用也，故曰“严而少恩”。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
名家苛察缴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决于名而失人情，故曰“使人俭而善失真”。若夫控名责实，参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无成埶，无常形，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；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“圣人不朽，时变是守。”（倪：孟子亦讲孔子是“圣之时者”）
从以上司马迁讲这六家，我体会有三点较突出：
1、强调综合为用，六家都有其长处，都是可用的。可见司马迁对待六家是折中的、综合的。
2、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，既谈了各家的长处，也指出了各家的短处。
3、尤重道家。这其中也有所偏好，对道家的肯定尤最。因为道家哲学本身就带有折中的性质。如《庄子》的天下篇中所论。
司马迁的这些评论虽借他父亲之口，但显然也包含了他个人的取向，他无疑是赞同他父亲的观点的。而这其中，是否也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体会呢？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，被汉武帝投入监狱，惨遭腐刑，蒙受奇耻大辱。汉武帝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而这里司马迁推重道家。觉得这可以研究。这篇太史公自序，是整个《史记》的纲。而写《史记》的目的，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这六家之学术，实际上贯穿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，也是中华数千年治国理政之道。若能对这六家综合为用，就是一种大智慧。诚如梁启超所说：“学术思想之在一国，犹人之有精神也，而政事、法律、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。则其形质也。故欲觇（chān察看）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，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。”对这六家的分类，梁启超亦认为在那个时代，的确旗鼓相当，互相争雄。分类之精，以此为最。司马迁在作为《史记》一书之纲的自序中谈这些，是以这一思想贯穿全书的。如果说《史记》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，那么他总结的治国、理政的最根本的经验就在于要六家综合为用，而其中他最为推崇的应是道家。
在司马谈、司马迁之后的汉代刘歆则分类为十家。在原有六家的基础上增加了：纵横家，这是当时的外交家；以及杂家、农家和小说家。他还系统追溯了各家的起源，这是刘歆的一个理论贡献。司马迁谈了六家的特点，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；而刘歆则进一步分析了各家的起源和由来。刘歆分类为十家，有些毛病，这一点梁启超曾经指出。因为这样分，太具体、太专业，显得琐碎。若如此，起码还应加上兵家、医家等。但刘歆追溯各家的起源，这应是刘歆的贡献。
刘歆所谈的十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：
儒家：代表人物是孔子、孟子。道家：代表人物是老子、庄子、杨朱。阴阳家：代表人物是邹衍等。法家：代表人物是管仲、商鞅、韩非。名家：代表人物是公孙龙、惠施。墨家：代表人物是墨子。纵横家：代表人物是苏秦、张仪。杂家：代表人物是吕不韦、淮南王。农家：代表人物是许行。小说家：没有有系统的理论。 除上述十家外，还有兵家：代表人物是孙武、孙膑、吴起。医家：代表人物是传说中的黄帝、扁鹊。汉代有《黄帝内经》。
其起源和由来以及特点刘歆是这样论述的：
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司。助人君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”这指明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司，古代司徒之官是掌管教化的。
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、存亡、祸福、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”
“阴阳家者流，盖出于羲和之官。敬顺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”。
“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。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，易曰：先王以明罚布法”。理官是判案执法的官员。
“名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
“墨家者流，盖出于清庙之官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贵检；养三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，是以尚贤，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理天下，是以上同。”
“纵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诵诗三百，使于四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！”又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言其当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。”行人类似现代的外交官，要从各国诗歌中了解其政治主张、风土人情。而且要具有雄辩的口才，要能权衡事实作出合适的对策，才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。
“杂家者流，盖出于议官。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制之无不贯。”杂家出于谏议之官，类似参政、议政的职能。
“农家者流，盖出于农稷之官。播百谷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。”农家相当于领导农业的官员。
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裨官。街谈巷议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虽小说，必有可观者焉。”裨官类似新闻机构的人员，包括记者、编辑。
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对刘歆的这些说法有些修正。此不赘述。有兴趣的可专门研究。
总之，他们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，百家思想争呜时所留下来较大的门派，而这些门派的争斗，往往影响一个朝代的政治思想，例如由法家一手扶持的秦朝，东汉由儒家治世，西汉前期将近七十余年的黄老治术，则源自道家。从中国的历史看，常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导学术。但实质上也并非完全地摒弃其它各家。例如有所谓：“明用程朱之名分，暗效申韩之法势，杂用黄老之柔弱”等。
司马迁的折冲六家的思想，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我们仍应博采六家之长，综合为用。例如：1、取阴阳家之顺应阴阳、四时；2取儒家之社会、人伦秩序，君子之道；3取墨家之刻苦耐劳、强本节用；4取法家之讲法治、讲原则、讲名分；5、取名家之正名实、善思辨；6、取道家之遵循规律，行于大道，无所不宜，简易有功。
在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中，还应加上佛家和西家(即西方学术，包括马克思主义)。这些学术源远流长，包容汇聚，浩浩荡荡，直至影响到今天的中国。若能将其融会贯通，综合为用，赋予新的时代意义，则中华民族必有一个伟大的明天。
